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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美国的零售商更是火气冲天，零售商不愿意从另一个国家进口商品以替代中国的产品，除了很难找到跟中国一样价廉物美的产品之外，更重要的是，原来的产品已经完全契合美国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提高关税，零售商不得不在提高价格的过程中将负担转嫁给消费者，最后甚至会失去市场。

公路货运“小散乱弱”此次事故中，涉事超载大货车指向一家名叫无锡成功运输有限公司的物流公司，界面新闻前方记者目击了其企业相关负责人被警方带走的一幕。据天眼查显示，这家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实缴资本405.587万元，人员规模小于50人，参保人数15人。值得注意的是，这家公司经营范围仅包括“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并不具备大型物件运输资质。

实际上，在年初部署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的时候，国家对预计出现的收支矛盾问题已作出一系列应对之策。比如，2019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安排75399亿元，增长9%，是近年增幅最高年份之一，增量为历年最大。其中，均衡性转移支付增长10.9%，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增长10%，老少边穷地区转移支付增长14.7%。

第二个观点，金融机构的必要条件是开放。如果金融机构改革是整个金融改革的必要不充分条件，那么金融机构改革的必要条件是什么？是开放。改革有的时候会缺乏内生动力，而开放是重要的先决条件或者说开放促进了改革，我认为开放的基本含义：一是引进规则，二是引进制度，三是引进规则。总体看整个金融改革过程还是按照市场规则和经济规律逐步引进并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又能够体现市场原则的法律体系、制度规则、计量标准和实践准则。有了这样一套规则体系改革进程就能更加规范。从商业银行看，自身消化不良贷款能力较低导致不良贷款快速累积，我们通过实施《巴塞尔协议》保证了商业银行拥有较大空间应对金融风险，资本金多少决定了银行的实力，不仅可以保证银行的金融活动正常运行，还可以维护存款人的正当权益。国际上发生过多起商业银行经营过程中由于资本金不足且承担过高金融风险导致资不抵债，最终使广大存款人受害的案例，这就需要自我约束，而资本充足率正是这样一种约束。我们对于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的经营约束比其他行业要严格得多。这是我说的规则，我们曾经在八九十年代面临过以往我们从来不知道的不良贷款或者不良资产的问题，我们把国际规则拿来用再本土化就可以了。

第三，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有利于扩大地方财政收入，目前消费税在生产环节征收，《方案》提出将部分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至批发或零售环节，使得征收环节落实到了地方，将为地方政府带来更多财政收入。本方案通过调整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分担机制以及消费税征收模式，拓展地方收入来源，增强地方财政造血能力，缓解减税降费政策下的地方财政压力，为有效推进隐性债务化解提供了长期有利条件。

今早，香港不少传媒前往李嘉诚位于港岛深水湾道的大宅外，等待李嘉诚，爱做运动的李嘉诚，一早在大宅窗边做伸展运动。昨天，在长江基建股东会上，谈到即将接棒，李泽钜称自己在集团与父亲共事逾30年，与同事合作已久，不认为出任主席后有大转变，因李嘉诚退休后仍继续上班。他又指与长和联席董事总经理霍建宁合作多年，两人在长和系是“同期训练班出身”，希望继续合作。